1983年,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 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 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 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2004年,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专题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开表示,要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2005年,他又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转变。 吴敬琏希望的技术进步是建设法治化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鼓励创新创业,而不是直接去制定微观领域的技术路线、经营战略,或是给企业补贴。假如在竞争阶段继续给予特定、少数企业补贴,反而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吴敬琏用发展的观点回应道,他并不是要求取消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但是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这种外资拿走90%的价值,中国人只拿5%到10%甚至更低的状态。 吴敬琏提出的应对之道是“标本兼治”:标就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1984年,吴敬琏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被薛暮桥转调到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64年清剿市场化思潮,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成为主要批判对象,吴敬琏充当了“理论反击员”的角色。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参加理论论战,却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 自幼多病的吴敬琏学业断断续续,因为体弱难以承担繁重的科学实验任务才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改读经济系。但到了晚年,他反而变得愈发精神矍铄。 他的身上,有母亲、一代报人也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邓季惺的影子,两人都非常倔强、相信法治的力量;也有顾准的独立和自省精神,注重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防止“娜拉出走后”再回到原地。 本文来自生意我最行,创业家系授权发布,略经编辑修改,版权归作者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 关注创业家公众号(ID:chuangyejia),读懂中国7000种赚钱生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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